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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理性的狡猾20120320中國時報

•【晏山農】  黑格爾曾指出,歷史的目的就在於「理性暨精神的實現其自身」,特定的人與「英雄」都祇是「理性」與「精神」的工具。他們為了自我的利益而與人衝突、爭戰,因而受到報應、招致損失,在此同時,「理性」卻得以展現在歷史之中,且毫髮未傷,也就是說「必須透過特定物及對該特定物的否定,普遍性才得以實現」。這就是黑格爾有關「理性的狡猾」(Cunning of Reason)的基本見解。  之所以會想到黑格爾和「理性的狡猾」,係因近日胡溫體制和薄熙來的詭奇對決,「一個幽靈,文革復辟的幽靈,在中國徘徊」不斷反覆地被強調,於是改革開放VS文革復辟就成為胡溫黨中央祭出的檄文,更有人具體以「重慶模式」VS「廣州模式」來解說;然而,如斯說詞都太簡化、太偏於一方,以致不知不覺又掉入「理性的狡猾」陷阱裡了。  薄熙來由於行事高調,本與講究一致性的中南海高層枘鑿不合,又因「唱紅打黑」讓人聯想到文革遺風,溫家寶在任期將屆的壓力下出手打薄,一切看似合理,但拉抬到左右路線之爭,卻也凸顯中南海權力集團對於現行政經社諸難題難以排解的煩躁緊張,快刀斬薄熙來,根本就祇是鋸箭法而已。簡言之,文革看似偶然,但依日本學者溝口雄三見解,它源於中國數千年來追求平等的浪漫思維,並非祇是橫向承繼馬克思主義而已。文革既有源頭,自不會憑空消失於無形。  自從鄧小平為首的文革受害者躍身主政後,藉由《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欽定,既全盤否定了文革的正當性,自也對群眾運動產生戒心,八九民運的爆發,更讓這群元老堅持政經分離路線,亦即經濟疾走改革開放之路,但政治社會層面則嚴防由下而上、自地方而中央的語聲,言論結社自也高度管控。於是,如今的中國政府就成了梅特涅與路易腓力的合體,那就是「政治嚴防,經濟開放」。但「理性的狡猾」顯示了,梅特涅和路易腓力都抵擋不住自由人權的拓展。  歷經文革浩劫,「理性的狡猾」宣告的是市場經濟的沛然莫之能禦。然而,其面向豈僅於此!當貧富差距日愈擴大、官商勾結層出不窮、社會價值徹底崩壞、公衛環保條件日差…而中央政府全面失靈之際,類似薄熙來之類的人物怎可能無覺,怎會不善加挪用呢?記取文革對體制、人性的摧殘肆虐,因而嚴防極左勢力崛起,固然是寶貴的歷史教訓;但是,「摸著石頭過河」的經改,若無政治、律令上的全面改制,前路是愈來愈顛簸了。  所以,中國式「理性的狡猾」除了經濟自由的告白外,平等正義、言論自由的發抒,也是「理性的狡猾」之重要化合物。真正的危險並非外在的薄熙來以及附和其上的毛左勢力,而是捉襟見肘的中南海當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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